一般認為，自稱中國人發生在辛亥革命之后。如果哪個同學也這么想，那他的手掌肯定會挨一巴掌。你想的是有些同學一定會用“曼德拉效應”來辯解。我記得好像是這樣，就像很多人認為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已經化為歷史的浮云一樣。
仍然健在的歷史人物戈爾巴喬夫
其實俄羅斯人還是過得挺好的。幾年前，他們有一次露面，談到了前蘇聯的解體。讓我給你舉個例子。大家一定要明白，自稱中國人絕對不是辛亥革命后的事。“中國”這個詞是一個古老的詞，在中國有著深刻的含義。那我們什么時候稱自己為中國人了？
我們來探討一下“中國”這個詞的前世吧。
“中國”一詞的由來和意義
我上面說過，中國是一個很古老的詞，最早是在周代作為組合詞出現的。1963年陜西出土的西周初年青銅器“何尊”銘文中有“[S2/]琪宇居為中國，立民”的描述。
為什么叫“何尊”？
此“何尊”為西周初年一個姓“何”的貴族氏族所制，尊(古通尊)為飲器，故稱“何尊”。
何尊最早記錄了中國這個詞。
這是歷史上對“中國”這個組合詞最早的記載，而“中國”的含義起初也很簡單，就是中心國家或者中心城市。在最早對“中國”一詞的簡單解釋中。
“中國”僅指國王所在的城市和國家。周朝實行封建制度，導致封建國家眾多。數百個國家聚集在周的兒子王城周圍，形成了保衛首都的架勢。所以一開始中國這個詞指的是君主所在的城市，但這是一種俠義的解釋。
比如《詩經·大雅·民役》有詩“民亦勞苦，至今能小康，得中國之利，圍綏遠”。毛傳作了筆記，說:中國，首都也。
但是，廣義的“中國”二字，有著更廣闊的政治、地理、世界觀。《史記·周本紀》記載，周成王即位后，命周公開始修建洛邑(洛陽)。建城后，周成王將象征王權的九鼎遷至洛邑，曰:
王遂令返回洛邑。周父侍，死于大營，住在九鼎燕。他說:“在這個世界上，四方皆入貢道。
可見，狹義的中國一詞指的是一個國王的首都，但它還有一個更廣泛的針對世界的概念，即國王所在的國家是世界的中心。所以宋代的石碣在《論中國》一書中進一步解釋“居天地者，謂之中國，居天地中間者，謂之四夷”。
這種想法首先是古人有限地理觀的結果，但很快被賦予了政治和民族意義，是一種頗為驕傲的民族主義理論。“中國”一詞從最初的特指首都，逐漸被解釋為相對于其他國家(四夷)的特定詞匯。
河洛地區是中國的發祥地，也是中國最初所指的地區。
《禮記·王制》描述道:
中、易、滿、榮、迪都是生活舒適，品味好，服務好，用的好，設備供應好。五方之人，不可言說，胃口不一。
由此可見，此時的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具有民族意識的詞匯，區別于其他民族，覆蓋范圍也逐漸從中原的首都擴大到全國。這是“中國”一詞發展的第二個階段。我把“中國”這個詞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。
之一階段的中國，是指首都周圍的地區，即所謂“/s2/]居天地中間者，謂之中國，居天地中間者，謂之四夷”；第二階段的中國指的是中原地區的政權，比如春秋戰國時期，當時有很多國家，但后來的中國指的是中原地區，比如秦、楚，當時都沒有納入中國的范疇。
比如《左傳·成公四年》記載:你若非我族，心必異。楚雖大，不是我家，卻肯說“我”。
第三階段，秦統一后，國家疆域增大，所以“中國”一詞也發生了變化。在漫長的封建王朝中，中國覆蓋的地域和民族逐漸擴大。世界觀的成長讓古人意識到除了中國還有很多國家，而這個時候中國開始針對像日本、朝鮮、西域這樣的國家。
事實上，中國一詞的變化也是古代民族主義的一個不斷發展和成熟的過程，從其狹隘的地理概念到更廣泛的民族意識。
其實“中國”一詞的變化也是國家觀念不斷發展的過程。
你什么時候稱自己為中國人的？
起初，中國一詞更多的是一種文化和政治符號，但隨著中國一詞的頻繁使用，它逐漸成為一種地域指稱和一種意識形態的國家名稱。
比如，我們可以從劉伯溫的一句話來解釋這個邏輯:
華夷軍事防御，一個王大法，胡朱中國，幾經改夷，圣經有明確的意思，幾千年了還是失傳了。
蒙古人建立了元朝，但劉伯溫說的是“胡朱中國”，說明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地域稱謂，只是范圍擴大了，所以我們也可以套用這個邏輯說“朱元璋統治中國”或者“李世民統治中國”。
說明中國這個詞已經開始向第四個階段發展，即衍生為一個國家概念。例如，《元史·外國列傳》記載忽必烈試圖與日本交朋友時曾說:
然而，我從過去就很了解中國，我的現實與你接近，所以我試圖給清道達寫封信使其實現，我被其在新疆的官員弄得很尷尬，但我沒有收到余明的信。
不過這個概念其實早在漢代就誕生了。如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記載，張騫出使西域歸來后，漢武帝聽到他對西域的生動描述:
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、安息之屬皆大國，多奇物，土著，頗與中國同業，而兵弱，貴漢財物。
康熙以中國為國名。
以至于當時間迅速流逝到1689年康熙年間，在清 *** 與沙俄簽訂的《尼布甲尼撒條約》中，康熙用“中國”二字作為代表大清帝國的代號，條約中他的尊稱變成了“大皇帝中國”。此時，中國首次作為國家 *** 出現在國際條約中。同時出現了“中國人”和“俄羅斯人”的字樣。
隨著清末的到來，中國一詞開始被頻繁使用，尤其是在清 *** 與外國簽訂的各種條約中，中國一詞開始被廣泛用作指代大清帝國的術語。比如《馬關條約》中把中國作為清 *** 管轄的廣大地區。
與此同時，隨著西方人大量涌入中國，一些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為了明確自己的身份和國籍，開始用“中國人”的稱謂來對應其他國家的民族。例如，1904年，孫中山用英文出版了一本名為《中國問題在美國的真實解決方案》的書。
在文章中，他寫道:
未來的新中華民國應該命名為“中華民國”；只有“變過時的滿清帝制為中華民國”，才能真正解決中國問題。
可見，此時的中國已經發展成一種意識形態的稱謂習慣，所以稱自己為中國人肯定不是辛亥革命后的事。畢竟1904年還是大清帝國的天下。“五四愛國運動”也把中國這個詞帶到了第四個階段。即無論國籍還是身份，都是為了中國的強大而戰。
近代以來，中國這個詞發生了質的變化，這是它走向成熟的表現。
事實上，自五四以來，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中國的意識形態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，具有了前三個階段的內涵。它不再是封建王朝“華夷”概念的代名詞，而是作為統一的民族主義概念而誕生的。它的意義不再是基于文化上的鄙視，而是一種民族觀念。
隨著歷史的發展，“中國人”這個詞被賦予了更多的內涵。例如，如果你有中國國籍，你可以稱自己為中國人。應該說，這是世界文明不斷走向成熟的表現，你們擺脫了過去狹隘的地域和民族偏見。
